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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经是华夏乃至世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，是至德圣人所创并演绎教化众人，经无数出类拔萃的英杰不断完善、不断发展而成，是一种揭示万物产生和灭亡规律的理论体系，是一种可以用来辅助人们解决疑难问题的神奇工具。二千多年前，虽然没有焚烧周易，却也损失了很多术数之类的书籍，因为焚书的起因正是始皇受了一些术士的欺骗所致，二千多年以来，易经一直是读书人必修课程之一，可是到了近代，由于政府的腐败，同时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，国家濒临崩溃的边缘，国民生活水深火热，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，一些国外留学回来的人，对国学本就一知半解，却错误地认为造成国家腐败落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，不能接受西方蓝色文明，于是采用革命的手段，砸烂一切旧思想，将符合自然规律的道理说成腐朽，将西方并不成熟的民主思想引入，这就导致了中国文化上的一场大地震，这场地震历数近百年，至今尚未拨乱反正过来。
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刻地思考，为什么西方的文艺复兴引起了西方的三种复兴，一是文艺复兴，二是宗教复兴，三是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复兴。为什么西方能够如此成功，而中国却是失败，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。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?原因有三。
(一)打破了传统的伦理。
那些在国外读了几年书的“精英”认为，中国之所以落后，是因为封建君主社会的长期统治造成的，而这种腐朽落后的制度为什么能长期存在，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所导致，儒家提倡“父父子子、君君臣臣”，这使得愚昧的人民盲目忠于皇帝而不起来反抗压迫，所以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就是“打倒孔家店，反对封建统治”。这些“精英”所要反对的正是中华文化最宝贵、也是对人类进步最有价值的思想财富。
精英们年纪轻轻出去海外留学，其国学底子是很差的，完全可以说，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国学，有许多所谓的大师是回国后，为了找出儒家思想的弊端才去学习研究儒家思想的。“父父子子、君君臣臣”是两方面的，一方面是要做父亲的人担负起父亲的责任，做国君的也要担负起国君的责任，然后才会有子女的孝和臣民的忠，这才是父慈子孝、明君忠臣之道，而这一儒家思想也同样符合易经的原理。统治阶级为了稳定国家，当然片面地宣传了“忠”的方面，这并不是儒家思想的过错，这就正如计算机同样会被孩子用来打游戏，家长不能因为这个理由而打倒计算机吧。所以五四运动是一场可笑的愚昧的运动，而直到如今，起来反对的人还很少。
正是因为大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所以共和国成立以后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又一次将国学称为“四旧”，发起了“砸烂一切，破除迷信”的运动。这一次遭殃的可不止是儒家，连同道家佛家及所有宗教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如今人们仍然没有认识到，几千年来，社会稳定正是宗教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。西方如果没有宗教的复兴，就不可能有文艺的复兴。当今的中国人，为什么成了世界上毫无诚信之人，这是传统思想遭受灭顶之灾所带来的必然结果。
(二)没有建立新的伦理体系
文艺复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将原有有宗教伦理捡起来，有保留地加以发展，使其完善，所以才命之为“复兴”。而五四运动则是打破了封建伦理体系，却没有建立新的伦理体系。人们几千年来的思想体系一下子被打破，这必然导致一种迷茫、一种失落。因为对于人类来说，知识是汪洋大海，而人类的认识只是水滴，失去了信仰或伦理，也就失去了对事物的判断标准，人的思想返回到一种原始的愚昧和所谓先进科学思想的漩涡之中。
任何一种漩涡必须有正反两种力量的对冲才能形成，一方面是激进的西方思想，一方面是要深蒂固的传统文化，直到如今仍然在旋而未定之中，一直所谓的“院士”居然会说出“中医是伪科学”的言论，由此可以看出，我们国内的院士已经无知到什么程度了。而这样无知的话，偏偏还有无数的信众跟在后面摇旗呐喊，完全不顾几千年来中医为人类所作的贡献。
这事情本来并不可怕，完全可以当作一个外国人，对中国历史的无知，但这儿所引发出对“迷信”一词的再思考却不能忽视。有人一提到“迷信”就立刻想到求神拜佛之类的事，这当然是迷信的一种，多数人并不赞成，但这并不是我所想说的“迷信”。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迷信的定义，也就是“迷而后信”，通俗地说就是：不知其对还是不对的情况下而想信。这样一来，对于那些自称“不迷信”，不信一切菩萨神仙的人来说，这也是一种迷信，因为这些人想信了神学的对立面。对于神的存在和不存在，科学技术是证明不了的。
(三)失去了人类的基本诚信
无论是西方宗教还是中国的宗教，都是在劝人为善，对人的行为有一种无形的约束，虽然是依靠了神的力量，但其作用却比任何一部法律还要有效。西方正是有这样的约束，才保持了人类的基本诚信，因为他们相信人如果不讲信用，上帝是知道的。中国的伦理道德也是同样的作用，有了这样的一种对神或宗教的信仰，上帝或神但真正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。
中国的道教、佛教既然属于宗教，也将自然发展的动力源泉归之于本无物质存在的神、佛，而儒家虽然也被部分人员称为宗教，其思想却是实实在在的“科学”体系，以道德为基础，以仁义为做人的根本，以礼仪为人们的行为规范，这并不是孔子坐而论道的空想，而是效法天地的原则，经过历代圣贤的实践出来的一套方法论。
如今人们认为治国必须依靠法律，这是很低级的想法，法律的作用很有限，而现在的人们受西方影响夸大了作用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就如同交通一样，交通规则只能是事后的一种补救处理，要解决交通还必须通过道路的规划建设、安全的思想意识等方面抓起，这才是解决的根本之道。管仲说过：“国之四维，礼仪廉耻，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”治国决不是只靠法律就行，这也是大禹治水时总结的经验，即不能只用“堵”，而要用“疏”的办法对能从根本上来解决。
司马迁说得好，“人道经纬万端，规矩无所不贯，诱进以仁义，束缚以刑罚，故德厚者位尊，禄重者宠荣，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。”翻译成白话就是：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，规矩则无所不在、无时不在，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，事后要用刑罚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。所以德高望重者因其能服人所以要授予较高的权位，能力强的因其做事成绩而给予高薪厚禄，这是统一海内而使万民信服的总则。
